【识假求真】12：中国最大的问题（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讲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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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2002年，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。先在杂志社干着。两年中，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。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，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。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，又有时间搞研究，不想动。校领导说，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，多一些人生经历，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？再说，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，精神会一振呢。我只好笑着应了。干了一届，有些事只做了一半，于是接着第二届。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，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，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。
为什么不适应？我置身其中，越卷越深，深感高校行政化、权力化日趋严重，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，公然全体造假，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。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、高校排名，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、课题、报奖、报点、基地之类，上级考什么，下边就干什么，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，搅得放不下一张“安静的书桌”。
如果有人问我，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？我说，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，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“创新强校”的指标；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，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。可以说，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、布置工作，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、学术自由、坚持学者良心、敢于批评政府、担待社会责任。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，但只是招牌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、送礼攻关，争项目、要课题。这是大学境界、大学气度吗？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。
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。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，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，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。斯诺夫人谢绝了。她说：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，之所以有人相信，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中共没有利益关系，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。如果我拿了钱，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，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。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？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，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，不择手段。这一切，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：为了学校做大做强！功利高于一切，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。这正常吗？
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，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：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，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，希望领导格外关照；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、什么挡次；如何通过搞关系、走门子达到了目的；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，你这次帮我，我下次帮你……
古人讲求劝人以德，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“利”。我看清了，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，再添个所谓的“量化管理”，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“有奶便是娘”，说好听点是谓“谋食不谋道”。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，这不仅在世界上，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，都算问题最大的。因此，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，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。
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，网上评“十大缺德”行业，教育“居首”。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。最近我去东北讲学，一路碰到各色人等，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、学者，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，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，为了钱可以昧良心。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：现在的有钱有势者，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，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，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？学者这副“权力附庸”、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，不当你一回事儿。
我亲历过一件事，2006年吧，搞过一次什么“保鲜”活动，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。有位老师正在创作，说搞不懂，不予理睬。该副书记大为光火，对美院的“保鲜”活动严厉批评，推迟验收。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，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，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，林正在给患者看病，表示不便见，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。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，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，也足令我们汗颜，不自重，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。
在这种体制中，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。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，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，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。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，无非利用手中资源，请掌握项目的官员、高级别刊物的主编、学界评委等来讲学，变相用公款行贿。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。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、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、发文章、得奖项，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、评委。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，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，但我不屑为之。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，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，就决不随波逐流。
中国最大的问题，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，人格的两面性，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。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，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，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，连半点内疚也没有。这不是乡愿是什么？
……
如搞“精品课”，我也赞成，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“精品课”。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：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。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。现在的这套，千人一面：课件、作业、教材、网上互动等等，缺一不可，讲的再精彩也没用。照此标准，过去北大陈寅恪、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。陈寅恪仅带一布包，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，这如何是好？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、多样化，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。
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，也违背科学精神：
1. 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。取经费、应考评、上职称，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；
2. 找材料盖过读书。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，体玄悟道，有了心得自成文章。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，立论草率，学养无从积累；
3. 赶时间交任务，忽视质量。要求半年、一年完工，本不合科研章法。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，垃圾多多；
4. 成果的通过、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。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，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，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；
5. 报账做假。文科研究开销有限，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。
近两年学校搞的“创新强校”，每年递增20%，更属胡闹。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；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；造假也出现了，把前、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，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。
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、排名，先进教师、科研标兵，优秀党员、团员、家庭，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，什么“一五一”还分几个层次，这个奖、那个奖、这个级、那个级。这世风如此糟糕，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，还值钱么？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，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。每学期、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，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，有什么意思？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，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。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，争虚名图小利，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，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。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，多是苏格拉底、黑格尔或孔子、李白的，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：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。
……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，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。……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，不光说，更要做。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，我辈忝列学人，除了汗颜，还是汗颜，让任何荣誉、名号论之无味。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，余愿已足。
总之，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，这就叫“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”。
（以上为节选，全文见左下角的“阅读原文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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